译文:珷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利簋，西周早期青铜器。为周武王时右史利所作，故名。因其铭中有“珷征商”字样，故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1976年3月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也即当年的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记述了武王伐纣胜利后因右史利参与伐纣有功而重赏利、利因而作礼器以纪念的史实。利簋是目前所知道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青铜器，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确切记载武王伐纣具体日期即“甲子日”的器物。它保存了武王伐纣的珍贵史料。
利簋铭是一篇赏功铭文，是武王伐纣战役胜利后重奖右史利的真实写照。铭文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日那天清早，岁星正当其位，从而能在一夜之间夺取商都。辛未日，武王在管师赐给参与有功的右史利优质铜材若干，利为了纪念这件事，就用武王赏赐的这些铜材制作了这个用来祭祀其先人旃公的珍贵礼器。
铭文分两小节。第一小节写明武王征商的时间和战役进度。时间是甲子日，而且是经过卜筮的，故有“岁鼎”即岁时正当之说。战役进行的是非常快的，势如破竹，从早至晚在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拿下了商纣的都城。由此可见，商纣王的暴戾残忍、无道昏庸和不得人心。第二小节主要记述武王对利的赏赐之事。时间是在辛未日，也即打败商纣王的第8天，地点是在管师，赏赐物主要是铜。之后，右史利就用这些铜制作了用来祭祀其祖先旃公的这件珍贵礼器。
从这段铭文中我们可以得知：
1、从这个“珷”（周武王之“武”的专用字）字可以知道，在周初武王已经生称王号；
2、商纣王昏庸无道，丧失民心，武王振臂一呼，一举而取得胜利；
3、铜金属是当时很珍贵的东西，故用来重赏；
4、敬天祭祖是先人们最隆重的活动，所以要用很珍贵的铜材来制作祭器；
5、功垂后世、树碑立传的传统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早已根深蒂固的。
从书法角度来看，《利簋铭》平直而凝重，端庄而肃穆，追求的是一种内敛的精美，较之后来成熟期的金文，在神韵上皆有相通之处。从中我们可以寻觅到周代先人那种敬重上天与祖先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在临写时，关键是要临出其大气、雄浑、庄重的精神内涵，而不要过于注重或描摹其笔画的细枝末节。下面是老农临习的利簋铭文作品：
一九六五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盟书笔锋清丽，为毛笔所写，多为朱书，少为墨书。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它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国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内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激烈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政治斗争，拉开了作为标志战国时代开端的“三家分晋”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
节是水陆交通运输凭证，相当于现在的交通运输通行证。《鄂君启节》于1957年4月在安徽省寿县城南邱家花园出土，分为舟节和车节两种，是战国中期楚国器，青铜铸造。舟节（右）主要用于水路运输通行；车节（左）主要用于陆路运输通行。使用时货主与官吏各有相同的节，对核后无误才可通行。
形似剖开的竹节，是当时楚怀王(公元前三二八 ——前二九九年)发给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节上刻文圆润秀劲，庄严肃穆，是错金铭文中的精品。
此次出土车节3件(形式和铭文均相同)，舟节2件(形式和铭文均同)。车节长29.6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弧宽8.0厘米。舟节长31厘米，宽7.2厘米，厚0.7厘米，弧宽8.0厘米。车节为陆路通行政，三件大小相同，可拼成一个大半圆的“竹筒”（五件可拼成一个完整的）。每件计有铭文9行，行16字，共计150字（重文4字）。舟节为水路通行证，较车节稍长，每件计有铭文9行，行18字，共计165字（重文2字，合文1字）。
金节上的铭文记载了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一个叫鄂君启的人使用的运输货物的免税证件(“鄂君启”中的“鄂”为地名，“启”是鄂君之名。鄂君启，字子皙，是战国时期楚怀王之子)。铭文中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车船大小与数量、运载额、运输货物的种类、禁运货物和纳税及免税情况等。它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
此“金节”用铜铸成，因形似劈开的竹节，故名“节”。这种“车节”和“舟节”，迄今为止仅此一见，因而极为珍贵。为防奸杜伪，在镶嵌工艺的基础上进行“错金银”再创作，故又称《错金鄂君启金节》。错金银也叫“金银错”，其方法是在青铜器铸造时铸出腰槽，将金银片、丝放入槽内，锤打后错实磨平。这一工艺是在春秋时期产生的，应用至今。《鄂君启节》铭文挺拔秀丽，圆润秀劲，庄严肃穆是错金铭文中的精品。
车节铭文如下：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茂郢之游宫。大工尹囗以王命，命集尹囗囗，囗尹逆，囗令阢为鄂君启之囗囗铸金节。车五十乘，岁能返。毋载金、革、黾（渑）、箭，如马、如牛、如特，屯十以当车；车如棓（棒）徒，屯廿廿（二十）棓以当一车，车以毁于五十乘之中。自鄂往，庚昜丘，庚邡城，庚囗禾，庚畐焚（或作埜），庚繁昜，庚高丘，庚下囗（蔡），庚居鄛，庚郢。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
舟节铭文如下：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茂郢之游宫。大工尹囗囗铸金节。屯三舟为舿，五十舿，舿岁能返。自鄂往，逾湖，徒（涉）汉，庚邔，庚芑昜，逾汉，庚郢，逾夏，内囗，逾江，庚囗（彭）囗，庚松昜，内浍江，庚爰陵，徒（涉）江，内湘，庚囗，庚囗昜，内囗，庚鄙，内囗，沅、澧、囗、徒（涉）江，庚木关，庚郢。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差以出内关，则征于大府，毋征于关。
舟节上半部铭文局部
舟节上半部铭文
舟节下半部铭文局部
簠是祭祀和宴客时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此莆是战国早期齐国器，文字记述了陈曼为其皇考献叔作器的情况。此簠4行22字。 现藏上海博物馆。金文发展到战国时期，体势、笔法都发生了变化，改变了西周金文圆浑厚重的作风。《陈曼簠》字取纵式，从笔画的齐整和字距、行距的均匀分布来看，已呈小篆体势的雏形。虽然小篆继承了秦系文字的传统(如《秦公簋》、《石鼓文》等)，但无疑也会受到东土文字如《陈曼簠》一类字体的影响。
铭文书法具有极响的名气。在齐国书法崇尚方势流派中，它脱颖秀出，以精劲谨严，用笔纵锐横方为战国早期古文的又一重要体势。书法规整秀丽、优美典雅，同雄重庄严的西周金文相比已有很大不同。从文字的造型和书法的风格看，都已显示出向小篆过渡的迹象。它为研究金文向小篆的过渡提供了实物资料。
小臣邑斝铭
小臣邑斝，商代晚期，通高20.3～19.9、腹深9.8、口径16厘米。侈口长颈，口沿上有一对伞状柱，分裆兽首鋬，足下端呈圆柱状。颈和肩饰兽面纹，腹饰双线V形纹，柱顶饰三角云纹。
铭文字数，内壁铸铭文26字：铭文释文为癸子（巳），王易（锡）小臣邑贝十朋，用乍（作）母癸□（尊）彝，隹（唯）王六祀，□（肜）日，才亖（在四）月，亚□（疑）。
师寰簋
西周 《师寰簋》 金文
释文：王若曰：“师寰，越淮夷谲我帛贿臣，今敢搏厥众，遐反厥工事，弗速我东域”。今余肇命女率齐师、纪釐、莱棘、尼、左右虎臣征淮夷。即睿厥邦兽曰冉曰荧曰铃曰达。师寰虔敓不遂夙夜，恤厥墙事。休既又工，折首执纬无諆。徒驭（区文）俘士女羊牛，俘吉金。今余弗遐组，余用作朕后男腊尊敦。其万年孙孙子子永宝用享。
戍嗣子鼎
1959年河南安阳后冈圆形殉葬坑出土，同出者还有铜卣、铜爵等器。圆形、口沿二直耳，三蹄足。颈部饰兽面纹。为商代后期器物。器内铭文三行三十字，其中合文三。铭文记商某王某年，九月丙午这天，商王在宗庙明堂大室赏赐给戍嗣子鼎贝二十朋，戍嗣子因受荣宠，作了这件祭祀交父亲的宝鼎。铭末“犬鱼”就为戍嗣子所属家族的族徽。
铭文字体大小虽不够整齐，但笔道镌刻清晰，雄伟有力，有的字体还具有典型的波磔体风格。器物本身和铭文内容对青铜器断代、商代历史地理、以及古文字的研究都有着一定的价值。
迷盘
大克鼎
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期器物。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鼎、钟等器。此鼎铭文洋洋洒洒，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圆润古拙不失劲健，呈出一种舒展，端雅的风尚。
宰甫卣铭
时间：商，器高31.5厘米，口径1113厘米。
西周康王 鲁侯尊
西周康王 鲁侯尊，上海博物馆藏。通高22.2厘米，口径20.7厘米，重4.1公斤。腹内底有铭文22字，记载鲁侯伐东国。此其造型造型特殊，整體像筒狀方尊，廣口長頸，高方座，但兩側有一般西周簋所具有的獸首鋬，鋬下有下垂的鳥尾形裝飾。通體光素。
【銘文】唯王令朙（命明）公（遣）三族伐東或（國），才（在），魯又工（侯有繇功），用乍（作旅）彝。